极致炫富！别人家男朋友捐5亿帮她实现科研自由，科研工作者距离科研自由有多远？

2022 年，爱尔兰科技亿万富翁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在意大利举办了一场浪漫的私人婚礼，与他的青梅竹马、瑞士科学家西尔瓦娜·科纳曼（Silvana Konermann）喜结连理。

据说，这对夫妇在今年四月份正式宣布结婚，但婚礼的消息直到现在才出现。

西尔瓦娜（Silvana）和帕特里克（Patrick）17 岁时在莫斯科参加 2005 年欧盟青年科学家竞赛时相识，前者击败对手赢得了最高奖项，对，没错，当时正是击败的帕特里克（Patrick），后来帕特里克（Patrick）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之一，位居第二。

再后来，帕特里克（Patrick）捐 了5 亿美金，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自己女朋友任主任。

什么是科研自由？原来这就是科研自由啊，财务自由的尽头是科研自由，有钱才可以任性！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 3 月份的网络热议——深圳大学的教职工陈星群向学校申请网络补助，这名北大博士入职 7 年月收入不足 3 千元。

有富豪捐5亿帮妻子实现科研自由，也有月薪不足三千的高校教师申请补助，身为科研工作者的我们距离科研自由有多远呢？

要搞清楚“科研自由”，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科研" 。

"科研"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科研自由”是指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国家不对任何科学问题设置禁区，公民可以自由探究科学真理，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原来，在我国科研自由距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每个人都具有科研自由的权力。

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自动“放弃”了这个权力呢？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行使”研究自由的基本权利？

01.

源于兴趣搞科研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科研自由的首要条件之一是兴趣。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源于兴趣做科研毕竟是少数，凭借兴趣搞研究，往往是幸福的人，源于兴趣搞科研就是一种自由。

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费曼在康奈尔大学工作时，因为自己没能做出好的研究成果而倍感压力，于是费曼回到了他热爱的物理和数学领域，以放松的心态研究旋转的圆盘，别人觉得没什么用，但他只为找乐子。随后他把这个好玩的想法用于解决电子自旋的问题，也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费曼的研究是基于兴趣，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古人诚不欺我。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费曼的这段采访：【费曼访谈】“我没有义务成全别人的期待”（https://s.r.sn.cn/NDx6Ls）。

国外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源于兴趣的成功案例，国内的学者也有源于兴趣搞科研的实例。

2022 年 2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与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视频连线。访谈中，瑞·达利欧问施一公：如何能保持好奇心并不断探索。

施一公回答：科学家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入科研领域的，而我的兴趣则源于对自然的纯粹热爱和纯粹好奇，以及对自然和无边未知世界的想象。在过去的 30-40 年里，正是这种强烈的学习欲望和探索未知的欲望，支撑我一路走来。

近些年，北大数学天才韦东奕的访谈在短视频走红，随着一篇《6 人博士团队 4 个月没有解开的难题，被韦东奕“秒破”》的帖子，韦神成为了众人热议的对象（不过最后韦神辟谣了哈）。

有人找到了北大数学院院长，北大院长回应：不清楚，但是这对于他来说很稀松平常，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别人做不了的韦东奕能做这很正常。

院长表示，韦东奕很聪明，且非常专心，只想解决数学问题。

像施一公、韦东奕这样的学者们就是源于兴趣的典型代表，中国的科研领域需要这样的人，也希望中国能有更多这样的学者们，中国的科研土壤能够培养更多这样的学者。

如果你对科研很感兴趣，很有热情，那么一定不要轻易放弃，这会是一个有趣的历程，你会从中得到快乐。但是平衡科研工作与研究自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02.

被迫坚持科研，可以变成兴趣科研

笔者觉得科研自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地研究，不是为了迎合他人而做研究。如果没有兴趣，其实也是可以做科研的，理由也可以罗列一大堆，比如为了生活，为了证明自己，为了心爱的人，为了打发无聊时光，为了赌一口气……

凡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源于什么原因做科研，一旦有了正向反馈，比如发现了某个重要知识，或者得出某个有趣的结论，或者受到领导表扬，或者评上了职称，或者找到了工作，或者导师的引导等等适当的奖惩，科研也可以从坚持变成兴趣。

如果你从事科研工作，最好先搞清楚追求的目的是什么。笔者非常赞同费曼说的两句话：

- 我应该想做什么就去做，做能让自己开心的事。

- 我没有义务去成全别人对我的期望。

03.

只有外部对科研的约束少一点，才能真正做到科研自由

即使你对科研的兴趣非常浓厚，就现在外部对科研的约束还是很多的，没有“财务自由”，也难以实现“科研自由”。

现在很多科研院、高校都在一线、准一线城市驻扎，也给外来的科研人员带来了非常大的生活压力。如果单位不给解决住房问题，要想在一线城市实现科研梦想也成了一种奢望，更别提科研自由了。

2018 年 7 月 5 日，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向 11 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青年科学家问了一个问题：“回国后，到底是什么东西限制了你们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投入到前沿的、自由的甚至是冒险的研究里去？”

他们的回答让王立铭感到吃惊，他们的痛点并不在缺少研究经费，而是“安家在一线城市导致的生活压力”。

04.

没有科研自由，只能选择离开，留下一段流浪忧伤

“科研自由”太难了！3 年前，笔者从母校博士毕业，满怀壮志来到了另一所高校，做博士后，继续读博期间的研究方向。

在高校搞科研的时候，笔者发现学术招标的不自由，缺乏那种开创性的研究或者敏感型的研究。这是因为科研经费掌握在政府或者说学校的行政部门手里，你必须去迎合他们的心意，才能有研究的可能。

笔者虽然做了不少横向的科研项目，但这些项目都是迎合市场的，去迎合别人想要的结果，缺乏深入创新的研究。不是说这些项目没有意义，只是说距离自己的兴趣还有一定的距离。

笔者博士后出站后，面临着工作的选择，最终选择去了一个非科研单位躺平，放弃科研，搞研究的那段时间也变得越来越怀念。有自己工作安排和选择的自由，能做自己擅长甚至是感兴趣领域的事情，是非常幸福的。

既然已经选择了一条道路，从此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回头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