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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择校”是对“门户歧视”的有力回击

2024-08-06阅读量:10
【摘要】眼下,一些年轻人已经在用行动选择不唯“分数”的人生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不“循规蹈矩”,对教育理念和行动的改革意义重大。


今年,高考录取招生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即某些师范院校、公安警察院校、职业院校受到高分考生的青睐。


说“反常”,是因为他们的高考分数足够考入原“985工程”、原“211工程”高校,但他们却主动“向下择校”。


事实上,近年来这样的“反常”现象还有很多,比如“逆向考研”“名校毕业生到职业学校‘回炉’”,等等。


就在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同济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生崔迪花30万元留学,回国后做厨师。当被指学历浪费时,其本人回应“选择了一条最想走的路,之前接受的教育无形中有帮助”。


在笔者看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求学、就业等发展道路上展现出的这种彰显独特个性、不走寻常路的做法,既是个体思想开明的表现,也是教育体系完善和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不“循规蹈矩”对教育理念和行动改革意义重大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年轻人“向下”选择学业和职业的原因,是迫于经济萎靡、工作难找等外部形势,而追求“稳定”人生的考虑。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排除,但即便如此,学生能正视现实、主动调整,不也是一种积极追求吗?况且,放弃“分数”可匹配的学校或工作等级,这在“分数”评价与选拔体系占主导的当下,不也是一种“不稳定”追求吗?


无疑,唯“分数”人才发展道路不符合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从本质上讲,只要个体遵从内心作出学业和职业的选择,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负责,就不存在“向下”或“向上”的发展路径,因为每个人走的都是独特的路。


从教育革新的角度看,鼓励和支持年轻人按自身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选择人生,即走以“热爱”为主导的个性化发展道路,这是让大众满意的教育的基本内涵,也是教育强国的主要目标。


眼下,一些年轻人已经在用行动选择不唯“分数”的人生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不“循规蹈矩”,对教育理念和行动的改革意义重大。


摆脱唯“分数”体系桎梏勇敢追求人生


中国传统文化把成才定义为考“高分”,并由此走上一条“向上”发展的人生道路。这里的“向上”,具体指考更高的分数、上更好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工作。


然而,个体的擅长领域、成熟早晚各不相同,“分数”至多代表学生某一阶段的认知水平,仅以“分数”锁定个体的学校及以后工作的等级并不科学。而且,学校和工作本无高低和贵贱,好学校、好工作也不能一概而论。


因此,“分数”决定不了个体“向上”的人生发展道路。事实上,个体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的学校专业或工作岗位,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向上”的发展道路。唯有“热爱”才能享受学习、工作的过程,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不得不说,学生围绕分数的过度竞争,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他们后继学习的乏力。在分数评价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小镇做题家”,其日后表现可能较为脆弱。当下,各方高度重视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快速培养出这类人才,就要营造各类型人才各取所需、各展所长的宽松环境。唯有这样,拔尖创新人才苗子才能纯粹成长,此类人才才能大量涌现。



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体现人才的社会价值


伴随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发展到大众化阶段,再进入普及化阶段,高学历毕业生数量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发展带来社会劳动力结构和职业岗位的变化。


眼下,就业市场出现了一边是不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工作,一边是大量职业岗位找不到合适求职者的局面。究其原因,大学毕业生热衷的学术型、研究型人才岗位相对饱和,国家紧缺的拔尖创新人才、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岗位又严重缺人。这其中,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数量远大于高精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数量。此外,服务行业的高层次人才也十分紧缺。


面对社会人才需求和就业形势的变化,除了高等教育机构要加快人才培养结构调整外,学生个人也不能只唯“分数”而“等、靠、要”。比如,在“逆向考研”的考生中,有不少人便是有目标地针对考研学校、专业或老师作出的理性选择。


此外,“回炉”读职校的不少“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也是在分析和判断市场需求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总之,不少年轻人正视自己的学历、专业背景,但又不囿于此,还勇于“加码”投资学习。他们希望找到自身知识才华与社会职业需求之间的结合点、平衡点,既重视自我提升又强调贡献社会,体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提升学业、职业获得感打破“门户歧视”


前文中提到的建筑专业毕业生崔迪选择厨师职业,有人质疑她的职业选择是“学历浪费”或“职业降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学校“门户”、职业工种有严格的等级判断。


客观上,非“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晋升等社会事务中遭遇歧视的现象较为普遍。学校“门户”、职业工种歧视背后的本质就是以“分数”论人,即“高分”应该对应高层次学校,之后也应该成为学术型、研究型人才或“白领”等。


且不说任何歧视都有违国法,单就歧视者的见识而言就十分狭隘。例如,他们认为技术技能型应用人才工作环境差、收入低,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而且,让中国产品行销世界各地、为国家带来大量外汇的很大部分贡献来自应用型人才,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具有完备工业体系也缺不了他们。


对学校“门户”、职业工种的歧视会导致相关人才的短缺。而要打破这种歧视,相关个体的自强十分重要。


当下,不少年轻人勇于遵从内心、投入“热爱”的学业和职业,在回报社会的同时,也获得身心健康和较满意的劳动报酬。他们展现的良好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是对这类歧视的最有力回击。


崔迪回国后起薪仅有5500元,一路摸爬滚打后,她现在已是上海两家热门餐厅的主厨,未来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更主要的是,她对现在工作的那份热爱和满足,令人羡慕。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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